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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二,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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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共产文化(党文化)?它是一些民运人士堕落的根源吗?

给编辑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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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共产文化(党文化)?它是一些民运人士堕落的根源吗?

朱 振 和

今天(4月24日)是吴弘达先生逝世一周年纪念。吴弘达是一个有一定知名度的人权活动人士,1937年出生,曾经就读于北京地质学院。他自称于1956年因言获罪而被判入狱,1960年被打成反革命分子投入劳改营,被关押在劳改营长达19年,这是存疑的。另一种说法是:他在1964年劳教期满释放,他被劳教的原因是盗窃和诱奸女学生。

吴弘达在20世纪80年代到美国申请政治庇护,1992年获得美国国籍。在那一段时间,吴弘达写了很多揭露中国劳改制度及劳改营的罪恶的书、文章;成立了劳改基金会;建立了一座劳改博物馆。由于他反对劳改制度的这些行动,他被誉为“人权斗士”。

2016年4月24日,吴弘达在洪都拉斯度假时溺水身亡。他死后对他的评价出现了巨大的争议,主要的争议是以下三点:

(1)吴弘达被劳改或劳教(注:劳改和劳教是两种性质不同的处罚)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吴弘达是否在劳改营中被关了19年?吴弘达本人的说法和另一种说法的差异很大。我们对此暂不作定论。

(2)2007年秋,雅虎公司首席执行官杨致远被传唤到美国国会,在电视直播中遭到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成员的尖锐批评。由于雅虎公司与中国安全机构合作,提供了在互联网上批评政府的异见人士的个人信息,导致异见人士被捕。杨致远向受害人道歉,并承诺提供1730万美元设立雅虎人权基金,以帮助受中国政府人权迫害的受害者,特别是那些因为使用互联网批评政府而遭到迫害的人。杨致远委托吴弘达管理这笔基金。

这笔基金本应该用于资助受中共迫害的人及其家属。但实际上被资助的人数和金额都非常少,巨额资金去向不明。现在吴弘达已经死了,恐怕很难完全搞清楚钱都用到哪里去了,怎么用的。可以肯定的是,吴弘达对基金的管理和使用是有问题的。

(3)六四受害者杨涛的妻子王菁控告吴弘达对王菁及三个十六、七岁的女孩子性侵、性骚扰。吴在生前全盘否定王的控告。现在吴已死,没有人会去调查事实真相,这件事就作为悬案封存起来吧。

有一位曾与吴弘达共事的民运人士写了一篇悼词,在悼词中有这样的话:“吴弘达是中国共产文化的肉体和精神的受害者,最可悲的是,最后他成了这种文化的一部分。”“民运队伍里的成员多半是所谓喝狼奶长大、受共产文化熏陶的人,吴弘达还算其中老一辈的“佼佼者”,那么这支队伍将走向何方,实在堪忧。”

我们见得更多的是“党文化”这个词。我认为,“共产文化”和“党文化”应该是一个意思。在下文中我采用“党文化”这个更常用的词,取代“共产文化”这个词。

以上引述的两段话代表了民运队伍中一些人的观点。他们认为,民运队伍里的成员多半是所谓喝狼奶长大的,被“党文化”洗了脑;民运队伍将走向何方,实在堪忧。我们来讨论一下这种观点。

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党文化”。顾名思义,“党文化”就是中共所宣扬的、强行灌输给群众的思想、意识形态、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思维方式、话语系统、行为模式等一整套的思想文化。如果我们这样理解“党文化”就会遇到一个难题,那就是:毛泽东宣扬的思想和邓小平宣扬的思想很不一样。比如说,邓小平思想的核心是他的“猫论”(不管黑猫、白猫,能抓住老鼠的就是好猫);而毛泽东是批判“猫论”的。请问,“党文化”是否包括“猫论”?这就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难题。

所以我们不能笼统地说“党文化”,而必须区分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思想。如果把中共在任何时候宣扬的思想文化都称为“党文化”,那么就必须在“党文化”前面加上限定词,区分为“毛思想的党文化”和“邓思想的党文化”。可是在说话时或在文章中总是在“党文化”这个词前面加上限定词就显得很累赘。说话说着说着或者写文章写着写着就把前面的限定词省(忘)掉了,而省掉了限定词就把两种不同的“党文化”混淆起来了。所以这不是一个好办法。

我是这样来处理的:把“党文化”这个词的定义狭义化,限定“党文化”只是指在毛时代中共所宣扬的思想文化。邓小平上台以后中共所宣扬的思想文化有一部分沿袭了毛时代的思想文化,仍然可称为“党文化”;另一部分具有邓小平特色的思想文化则不称“党文化”,而另外给予一个称谓。

这样定义的“党文化”的含义是:绝对忠于党,忠于毛;一切服从党,听毛的话,跟党走;做党的驯服工具,做革命的螺丝钉;共产党永远是伟光正的,严禁暴露阴暗面;坚持斗争哲学,以阶级斗争为纲;对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实行全面专政;彻底批判封、资、修,批判资产阶级人性论、西方的自由民主、西方的普世价值观,反对全盘西化;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为了党的利益而牺牲个人的一切,为了党的利益可以干任何事,包括说谎、造谣、杀人、放火 …… 。还可以列出很多内容,读者也可以加上各自所知的内容,不在此一一列举了。

在邓小平“猫论”的引导下逐渐形成的那一套意识形态、思想文化体系,则被称为“中国式病毒”,与“党文化”区别开来(参阅《北京之春》2015年9月号《中国式病毒威胁世界文明》一文)。中国那种贿赂开道、欲达目的不择手段、有奶便是娘、毫无道德伦理底线、将金钱置于自由、人权、环境、公平、正义之上的经济发展模式和价值观,象病毒一样在世界各地,包括在自由民主国家大举扩散,有可能颠覆我们所知的文明世界。这就是中国式病毒。简而言之,中国式病毒就是拜金主义、功利主义、腐朽糜烂的生活方式与腐败。

吴弘达在学生时期接受“党文化”的教育,“党文化”对他有影响,这是无容置疑的。但他是否如上述那位民运人士在悼词中所说的那样,“成了这种文化的一部分”?首先,“成了党文化的一部分”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说他的言行基本上都是受“党文化”支配的?我们姑且这样来理解吧。从吴弘达的全部言行来看,他的很多言行与“党文化”是格格不入的,或者是反对“党文化”的,所以不能说他“成了党文化的一部分”。

吴弘达所犯的错误,能确定的只是在经济问题上的错误,这与“党文化”没有多大关系;说他是中了“中国式病毒”的毒,倒是比较贴切的。

在民运队伍中像吴弘达这样老的老年人是极少数,绝大多数人的年龄比他小。1960年以后出生的人,小学和初中是在文化大革命的胡闹中度过的,没有受到正规的教育;他们接受正规的教育是在邓小平时期。所以对这些人而言,“党文化”的影响是存在的,而接受邓小平的“猫论”、“一切向钱看”思想的熏陶是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形成的主因。出生越晚的人,受“党文化”的影响越小,受邓小平“猫论”的影响越是根深蒂固。1960年以后出生的人占现在民运队伍的大多数。

现在在民运队伍中存在少数败类,干了一些谋取私利、严重地败坏民运形象的事,有的还号称是“中国民运的领军人物”。这些人都是1960年以后出生的,不属于“喝狼奶长大的”人。从他们的言行来看,都不是受“党文化”熏陶的结果,而确实是中了“中国式病毒”之毒的缘故。

综上所述,上述那位民运人士在悼词中表述的观点——“民运队伍里的成员多半是所谓喝狼奶长大、受共产文化熏陶的人,这支队伍将走向何方,实在堪忧。”根本不成立。当前腐蚀、败坏民运队伍的主要危险来自于“中国式病毒”,而不是“党文化”。

“中国式病毒”在世界各地扩散,自然也会扩散到民运队伍中来。一些人中了毒,就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中毒很深的人。就成了民运队伍中的败类。

我们应该怎样处理这个问题呢?在民运队伍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提出“团结起来,一致对外”的方针,就是说,只要一个人口头上喊几句反共的口号,那么无论他犯了多大的错误,干了多么严重的坏事,我们都一概避而不谈,而与他和睦相处,一起反共。

这样的方针当然是错误的。面对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怎么能回避矛盾、不分是非、无原则地讲团结?民运队伍中的败类干了坏事,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我们怎么能装作没看见,与他们安然相处乃至共事呢?实际上,有很多原来同情民运、支持民运的海外华侨,在看到民运队伍中有这么一些败类干的坏事以后,就疏远了民运、与民运分道扬镳了;还有些人原来参加了民运组织,后来因为看不惯民运组织中那些败类的所作所为,而退出民运组织。只举出这些事实就足以证明我们不能与民运队伍中的败类讲团结,而必须揭露他们,与他们划清界限。

在民运队伍中一直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出现这些问题的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中国式病毒”扩散到了民运队伍中。此外也不排除有中共特务打入了民运组织中。民运组织很难掌握确凿的证据来指证某人是中共特务。如果我们怀疑某人是中共特务,那也只能做到避开此人;如果必须与此人接触,那么就在交往时多加小心。中共特务打人民运组织不是民运组织出现问题的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中国式病毒”的影响。对此,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

古人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说,“修身”是“治国平天下”的根本和基础,一个人想要治国平天下,首先必须修身养性,使自己成为真心诚意、道德高尚的人,然后才有可能治国平天下。民运的目的是要在中国实行民主宪政,也就是古人所说的“治国平天下”,所以参加民运的每一个人都应该修身养性,自觉地抵制“中国式病毒”的侵袭。尤其是民运组织的领导人,更应该修身养性,使自己成为品德高尚、德才兼备的人。

所以,每个民运组织都应该重视本组织的思想建设,要求每一个成员修身养性、提高道德素养;民运组织的领导人更应该严格要求自己,要做到“吾日三省吾身”,既要自尊自律,又要接受全体成员的监督。只有这样,民运组织才能抵御“中国式病毒”的侵袭,使民运组织保持强有力的战斗力。

观察现有的各个民运组织,似乎都忽视了自身队伍的思想建设,于是导致“中国式病毒”侵袭了民运组织。一些人中了毒,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少数人中毒很深,成了民运队伍中的败类。我希望今后各个民运组织能重视这个问题。

对于中了“中国式病毒”之毒很深的人而言,要求他们自省、修身养性,那无异于与虎谋皮,是根本不可能的。那只能由民运组织对这样的人采取组织措施,清除民运队伍中的败类。现有的民运组织基本上都是松散的政治组织,要做到这一点有相当大的难度。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就只能要求各个民运组织能够明辨是非,认清这些民运败类的真面目,与他们划清界限,不与他们交往,冷落他们。

处理民运队伍中的这些问题自然要花费一定的时间和精力,但是我们应该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做我们为实现中国的民主化而必须做的、而且是迫切地必须做的事情上。因为我们现在正处在中共的统治已经进入残局、中共专制政权即将崩溃的关键时期。

我参加过很多民运组织的各种会议,讨论会、纪念会、研讨会等等。这些会议基本上流于清谈、空谈,多半是从理论上讨论一些问题;很少谈到中国怎样实现民主化及我们具体应该做什么的问题;从来没有人提到要制定一个怎样在中国实现民主宪政的行动纲领和计划。我呼吁所有的民运人士都来讨论这样的问题:

经过什么途径在中国实现民主宪政,建立一个民主政府?

为此我们具体应该做些什么事?

最近有人打出“民主革命”的旗号,说要召开中国民主革命大圆桌会议来推动民主革命。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自称“民运”,也就是民主运动,现在并没有发生什么突然的事变,不知为什么要改称民主革命,也不知道他们究竟想做什么。后来又看到有人说,要推动从“键盘革命”走向“街头革命”,难道这就是他们想做的事?

所谓的“键盘革命”大概是指在国内外的互联网上有很多反对中共专制政权、要求实现民主宪政的言论、帖子、文章。把这称之谓“革命”有点名不副实,不过有人要这么称呼也无妨。但是“街头革命”是什么意思呢?顾名思义,应该是指有相当多的人上街集会、示威、游行。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上街?应该是在国内吧。因为在国外有言论自由,有集会、游行的自由,早就有了反共的集会、示威游行,谈不上“走向街头革命”。在国内,现在每年发生几万起群体事件,其中有些群体事件就是有相当多的人上街示威或集会。但是所有这些事件都是针对某个具体的事情,只反对对该具体事情负责的地方官员,并不反对共产党和党中央,甚至要求上级和党中央来解决问题。所以这些群体事件是“街头运动”,而不是“街头革命”。

有人主张搞街头革命,当然是指在国内鼓动人们上街集会、示威、游行,喊出“打倒共产党!”、“推翻中共一党专政的专制政权,实行民主宪政!”等革命口号。

我对这种主张持质疑的态度。因为如果现在在国内发动这样的街头革命,只能鼓动几个、十几个人,至多(可能性极小)几十个人走上街头;绝不可能发动成千上万人参加街头革命。所以这样的街头革命绝不可能成功,必然被中共的武警、特警镇压下去,以失败告终。发动这样的街头革命不会促成中国实现民主宪政,只是让潜在的革命力量公开暴露在中共的面前,让它派武警、特警把他们全抓起来,来个一网打尽。

请高喊民主革命、街头革命的人三思,再三思!

我认为,中国实现民主宪政的必由之路是这样的:预计在2018 – 2022年期间中国将爆发经济危机,最可能的时间是2019年左右(参阅《北京之春》2016年3月号《为什么中国必将爆发经济危机》一文)。爆发经济危机的主要表现是:GDP下降;房地产泡沫破裂;大量企业倒闭;大批职工失业;地方债务危机总爆发,政府没有钱给公务员发工资,给退休人员发养老金,当然政府可以大量印钞票来发工资、养老金,但是那会导致物价飞涨,只能使问题变得更严重。中国经济崩溃了,人民的生活变得非常艰难,人民群众的抗争、维权运动将如火如荼地在全国各地蓬勃展开。而政府的财政已经破产,政府再也无力支付巨额的维稳经费了,它想要平息全国各地的维权运动也力不从心了。中共政权的政令根本没有人听了,中共政权实际上已经瘫痪了,这就是中共专制政权的崩溃。当中共专制政权崩溃的时候,如果有一股在全国有很大影响力的政治力量(政党或其他政治组织),这股政治力量就可以站出来收拾残局,组建一个民主过渡政府取代中共政府。

现在关键的问题是:这股在全国有很大影响力的政治力量在哪里?目前在中国除中共以外不存在这样一股政治力量。如果在中共专制政权崩溃时,中国不存在在全国有很大影响力的政治力量(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最大),那么就可能出现类似于清朝灭亡以后四分五裂的局面。也许还存在一个名义上的中央政府,也许名义上的中央政府也没有了;全国各地出现了很多个自行其是的地方政府;民进党必然乘大陆大乱之机迅速实现台独;新疆、西藏有可能宣布独立,新疆很可能发生战争;其他地方也有可能发生内战。如果想要避免出现这种局面,那就必须建立一支在全国有很大影响力的、主张在中国实行民主宪政的政治力量。所以我呼吁所有的民运人士都来讨论这样一个问题:

怎样尽快地建立一支在全国有很大影响力的、主张在中国实行民主宪政的政治力量(政党或其他政治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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