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褒贬评说周有光 德国 彭小明
百岁人瑞周有光先生在2017年一月刚刚度过他的 112岁生日,于十四日安然辞世。关于周有光的评价近年来一直很高,认为他是当今文化界最敢讲话的公共知识分子。

他说了一句实话:马克思主义从理论到实践没有一项是对的。他以他的经济学学养和数十年来中外社会现实中的耳闻目睹,做出了无可辩驳的对比。他对苏联社会的批判,对毛泽东时代荒谬历史的揭露,直言不讳,振聋发聩。我们为这样的一位老知识分子拊掌喝彩,周先生一路走好!不过,为周有光先生叫好之馀,也有一些过甚其词,比如将他誉为“汉语拼音之父”,是“又一位两头真”云云。对任何一位历史人物的评价,宜当恰如其分,过犹不及。笔者愿以一孔之见就教于大方之家。

一、不是拼音之父而是集大成者
汉语拼音从创意到完成,经过了大约三百六十年的漫长历程。首先是欧洲传教士利玛窦等人大约在1598 年左右开始尝试用拉丁字母拼写汉语汉字(传教士的著作《西儒耳目資》等记录了这些尝试),19世纪初又有英国外交官威妥玛氏创制了威妥玛拼音系统;清末民初国人开始了自创拼音文字的尝试,先后出现了以赵元任的国语罗马字和瞿秋白的拉丁化新文字为代表的拼音方案。周有光在《语文闲谈》中明确地介绍了最早对拼音字母有贡献的前辈。刘孟阳在1908首创了用bdg表示波得哥,用pkt表示坡科特,刘继善在1914年首创用zcs表示资雌思,jq表示基欺p79)。最先采用零声母yw的是威妥玛拼音。周有光和他的同事承接了前辈的劳作成果,临门一脚(用x表示希),玉成完璧。u上加两点,利用了英文26个字母中25个。(最新的以v取代u加两点,不是周有光的发明)。说某某人是某某事物之父,历来似乎没有什么确切的定义。一般来说,应该是此人从创意到实践,终于成功,方才得享殊荣。例如爱因斯坦,从提出构想,到推出公式,又经过实验,终于获得证实。然后堪称相对论之父。如果一位完成最后一小节任务的功臣获称某某之父的话,把前赴后继奉献心力的前辈勋业置诸何处?汉语拼音首先是外国汉学家的创意,赵元任等欧美留学生,瞿秋白和左翼知识分子,以及苏联汉学家都曾奉献了宝贵的心血,还有与周有光合作的专家彭楚南(打成右派含冤而死),我们都不应该忘记。周有光自有他的汗马功劳。他当之无愧的桂冠应当是:汉语拼音方案的集大成者。

二、 周有光是不是两头真?
所谓两头真,大约是指一些头脑清醒的老干部。他们当年参加革命,满怀民主宪政的思想,胜利以后,一度迷惘甚至盲从了政治运动,经过了文革浩劫,大彻大悟,追求民主宪政,再不动摇。最早是指李慎之、李普、沈蓉、胡绩伟、温济泽、何家栋等老革命;后来比他们年轻些的,韦君宜、杜导正、李锐等老干部也进入这个队伍,连邵燕祥、方励之这样的知识分子都算在里面,因为他们在 1949年鼎革之前已经是党团外围发展的知识干部。但是周有光算不上是两头真干部。他跟地下党没有组织上的联系。甚至在思想上也不是一位左倾的知识分子。他在五卅运动后离开了学运汹涌的圣约翰大学,就是不想卷入政治太深,而倾心于追求知识。他的抗日激情是当时每个青年都有的爱国情怀。他参加了救国会,但是更以职业的身份从事多种经济工作为抗战服务,而不是从事政治和社会活动。他对国共两党差不多是保持了等距离接触,既与蒋家父子点头微笑,球场交锋;也跟周恩来、徐特立、许涤新等共产党干部促膝谈心。直到 1949年以前在香港和上海,他都只是地下党有所垂注,而不是志在必得的统战对象。解放军进城以后,他的身份是上海的银行高级职员和复旦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不论是在复旦的经济研究所,还是在中科院文字改革机关,他都不是党员干部,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从未申请入党。在党的基层领导眼里,周有光的夫人是张允和,因此他是沈从文的连襟。我们只要看一看当年的郭沫若骂沈从文是反动文人,就知道周有光的政治地位了。反右时期他躲过了一劫。不是他特别猾头,而是他确实是支持拼音取代汉字,(毛泽东说文字改革要走世界拼音文字的方向)。只要他没提别的事情,在文字改革委员会里,这样的态度就是跟党中央保持一致了。从抗战时期到五六十年代,他虽不是直言之士,但对经济学和科学方面的真相头脑很清楚。直到近年来周先生敢想敢说,做了公共知识分子最勇敢的代表人物。应该说,周有光先生一以贯之,从来就是一位亲美的自由知识分子。过去比较沉默,晚年不吐不快。把他说成是两头真,是想赞誉他,呵护他。其实并无必要,也不准确。自由知识分子就是很高的荣誉了。

三、一以贯之错误的语文思想
周有光原是经济学家,四十年代他在美国接触的是当时欧美最新的凯恩斯主义以及芝加哥经济学派的思想,新世纪肇端以来,他仍然驾轻就熟的谈论世界经济的形式,并以他熟知的苏联东欧和中国的经济失败臧否两种经济制度,宣布马列主义从理论到实践的失败。但是他对于其他领域的知识也有阙失。比如,汉字简化的问题,从巴金、季羡林等文化老人到宋祖英、张国立等政协人大代表,以及海内外知识界都在重新反思简化的得失。周有光当然可以坚持他的一贯见解。但是他说的理由却显得陈旧而不值一驳。比如他说,该不该简化,要问全国的小学教师。(引自《周有光与季羡林:两种不同的文化观》作者庞旸)。当今的小学教师最早应出生于 1960年代,多半没有进入高校学习,中等学校的语文教科书中,即使是文言文也是用简化字排印的,至多看过一点港台版金庸、琼瑶小说,很难接触繁体字的读物,要他们来评说汉字简繁,那是什么效果?说难听一点,这种说法有点像文革时期,许多法学家和司法干部都被打倒,甚至被关押劳改,却把一些政治犯和刑事犯的名单发给街道居民,让毫无法治概念的百姓讨论要不要判处死刑和长期徒刑。分明是将国家大事(人命关天)当作儿戏。

再说,周有光先生坚持认为,“汉字在历史上不断地简化,是客观规律”。(周有光《语文闲谈》183页),后来他又说,从整个文字趋势来看,所有文字都是删繁就简。(《周有光与季羡林:两种不同的文化观》2016 0613作者庞旸)这种说法既违背发展逻辑,也违背历史真相。任何事物总是从简单到复杂,从草创到成熟发展而来的。否则的话,你要“删繁就简”的繁从哪里来?不是由简入繁发育而来的吗?再说,汉字的发展没有走向拼音,而是变成表音表意的形声字为主,形成了世界上独特的一种文字。在甲骨文时代,形声字只有27.24%,到了汉代许慎时期,在小篆中已占81.24%到了宋代楷书中已经达到90%。当代最大的汉语词典《汉语大字典》中形声字高达95%以上(刘又辛《汉语汉字答问》p147)。汉字传统六书中形声独占鳌头。与周有光的说法恰恰相反,汉字发育的总趋势就是繁化——形声化。形声的意义里本身已意味着繁化。什么是形声字?就是一个形旁和一个声旁组成的复合汉字。形旁哪怕是一个单人旁,也有两笔,再加一个声旁,合成的新字无论怎么说也比原来要繁杂一点。怎能说是简化呢?反右和文革时代,什么都搞政治运动,跟着宣传人云亦云也就罢了;如今思想解放了,还这样说,就没道理了。汉字的发展主要是形声化的繁化过程,其中也包含合理揖让(食飠减省一笔)和简化的过程。古代的羊表示牲畜羊,又代指吉祥。后来为了区别,创制了祥,表示吉祥。先有一个然字,表示然诺,也表示燃烧。后来为了精准地表达,创造了一个火字旁的燃,特指燃烧。祥、燃就是繁化的结果。古代集字上方不是一个隹,而是三个隹(鸟)在树木之上,表示多物集合;后来省略两个,剩下了一个隹。集就是简化的结果。这些繁化和简化都是进步。这个繁化的过程至今仍未结束。比如根据现代科学的需要,科学家创造了上百个新的汉字。化学元素周期表一百十几个元素,只有金银铜铁锡硫汞等等是古已有之的汉字,其余都是新创的典型的形声字,铀、镧、钛……约100字,还有氘、氚之类的同位素字,有机化合物更有羰、羧、烃、炔、烯、醚、酯、酊、嘧、啶……等等。形旁表示金属、易燃等等,声旁都符合普通话拼音,并表达一定的化学结构的分类含义。只要科学还在发展,就有继续增创这类新字的可能,也就是繁化出新字的可能。汉字发展的总趋势并不仅仅是删繁就简,而是形声造字(繁化达95%)为主流,在具体的汉字运用方面,包括书写工具改变时期,也有大量简化。为了给五十年代汉字简化运动造势,过分强调“简化客观规律”是政治宣传的做法,现在应该拨乱反正,实事求是了。

四、反省各国文字改革的经验
周有光提倡放眼世界,但是他已经老迈年高,未必瞭解国际上的一些变化,我们不能过分苛责一位百岁的老人。二十世纪以来,世界多个民族都经历了文字改革。1917年 俄罗斯改革旧俄文字,苏维埃国民教育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直接到印刷厂指令销毁必须废止的铅字;1928年 土耳其文字改革,革命领导人凯莫尔签署指令,放弃伊朗-阿拉伯文字,改用拉丁字母。1941年蒙古在苏联指导下改用俄文字母。1945年越南越共主席胡志明下令放弃汉字和字喃,改用拉丁字母。1948年美国占领军监督日本专家,举办汉字检测,否决了废止汉字的动议,限用1945个汉字。1949年英国众议院否决了英文拼写改革的议案,从此英文改革一蹶不振。 1956年经斯大林指示,毛泽东周恩来主持简化汉字(为废汉字和拼音化做准备),凡提批评意见的人一律打成右派,劳改劳教。总之,亚洲的文字改革,都是最高当局出面,立刻强制执行。然而,欧洲的情况与此不同。随着打字机的出现,尤其是电脑文字处理功能的日臻完善,各国的文字改革变得越来越谨慎。文字信息的处理(书写、拷贝、传递和保存)越来越方便,因文字繁复造成的时间精力的消耗已逐渐减少,(在电脑键盘上,一个字母或一个形码,对于熟练的女秘书和大学生来说,只是0.2-0.3秒的轻捷一触而已), 而表面上看起来好象是累赘的文字“多馀部分”所承载的历史文化积淀信息,却越来越让人感到弥足珍贵。这就是英文改革和汉字简化不断受到质疑的深层文化原因。英文的改革历时三百多年,可以说毫无进展,彻底失败。英文是世界上最言文不一致的拼音语文。汉字必须倚仗一套汉语拼音方案,英文也要倚仗一套国际音标做英语拼音(还有各大学的多种拼音方案)。可是英语坚持不改,连美国英语的collor/collour; labor/labour这样的小改革也不接受。英文要保存古代语文影响的痕迹。从古日耳曼语和不列颠方言到法语和拉丁语的影响,给英文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遗迹,这是历史的脚印,不应该让它们归于湮没。与此同时,绿色文化保护意识也在国际上日益觉醒。每个民族的历史文化都有其不可磨灭的宝贵价值。文化,包括各民族的语言(方言)、文学、艺术和文字,都是不可再生的精神财富,一旦消亡就无法再生。就像生态环境一样,人类不应该为了眼前的一点效率和利润,去牺牲无可挽回的生态环境。乔姆斯基甚至认为语言就是生物。电脑技术攻破了中文信息处理的难关,更加告诉我们,倘若当年中国的简化再讨论和试点二十几年,熬到电脑技术成功,发现汉字笔画对于电脑输入速度完全没有影响,或许汉字简化早就无疾而终了。(同时也证明汉字简化对于电脑信息化毫无助益)。人们逐渐醒悟,应该把文字操作上的繁难尽量交付给日益智能化的科学技术去解决,而在文化生活中则尽量努力去保护和继承珍贵的宝藏和遗产,并使之尽可能存活于当代。英国的历史并不比中国更悠久,反而非常保守地坚持语文的现状,宁可忍受一部分学习和书写的麻烦,却死也不肯换取眼前的一点方便,这是为什么?英吉利民族真的很愚蠢吗?

德国六八学潮时期,有呼声要求放弃德文名词首字必须大写的传统。可是讨论数年的结果却认为,这个传统虽然使打字速度相应减缓,但是有助于理解和分辨,其实不应放弃。而且名词大写还体现了德文的民族特色。1998年到2004年,德国进行了一次小型的文字改革,主要是要把外来语德语化,把不规则的拼写规范化。却也遭到了许多著名作家和教授学者的反对。这次改革的幅度很小,甚至有一点繁化而不是简化,例如原本三个s连写,原可以省略一个,也不再省略。改革的结果出现了新旧规则的混乱,权威词典失去了权威。持反对意见的作家,例如诺奖得主小说家格拉斯,就拒绝用改革后的拼写法出版他的小说。几乎同在新旧世纪之交,西班牙也实行了文字改革。语言保守的法国则在 2016年也实行文字改革。德法西三国具有一些共同点:1.都不是国家立法强制施行,而是虽然在中小学推广,却又允许民众讨论,或继续允许旧法书写印刷。2.口号都是删繁就简,便于学习,不搞大改革,仅是小改进。例如不约而同地都把philosophie 中的ph 改成f等等。 3. 都是强调外来词必须本土化。4. 结果都出现了新旧规则互相矛盾的一些问题。而且与本来预料删繁就简应该大受欢迎的情况相反,全都遭到了强大的质疑和反弹。反对意见皆因解决了老麻烦,又增添了新麻烦;也就是说:完全自洽自圆的语文在世界上是没有的。5. 表达了对于文化传承的担忧。毕竟语文不仅是“共时”的记录传播工具,更是“历时”的文化传承载体。法国人甚至提出“我就是长音符号!”(担心取消法语的固有符号),“语文正因为复杂而丰富和美丽!”从过去百年的文字改革历史来看,各民族越来越不愿意对语文展开大尺度的变革,即使是较小的温和变动也动辄得咎。而最需要合理改革的英文则根本拒绝任何变动。此外,死灭沉寂两千年的希伯莱语文却在以色列人民中重焕青春,成为官方语文;堪称人间奇迹,而且没人说以色列是开历史的倒车。汉字简化的情况则对比鲜明:1. 由最高领袖主持,并且立法强制执行,批评人士遭受政治打击(反右);2. 改革尺度偏大,2274个简化字占 6500常用字中35%,构词比例极高;3. 当时改革目标最终是文字全盘西化(拼音化);4. 出现了很多严重的问题,打破了原有的音韵系统,简繁转换混乱;5斧斫之痕日深 ,一国两字撕裂“书同文”纽带,影响到民族文化传承(断层现象)和文化统一。

周有光直到临终之年仍旧坚持汉字还要继续简化。他的想法当然可以一以贯之,但毕竟已经落伍。他的理由也非常荒谬,说是“联合国语文,英文80%,中文不到1%,汉字怎么跟英文竞争?”这算什么理由?难道汉字再简化就能跟英文竞争?德文和日文连联合国工作语文都不是,难道应予取消?可是学习德文日文的人并不少。原因不是它们简单易学,而是德国和日本有发明、有创新,对世界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有贡献。如果中国人创新多,成果丰硕,就不怕没人来学中文。

五、汉字简化是人类历史上最失败的一次文字改革
周有光先生勇敢地说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判断,马克思主义从理论到实践没有一样是对的。照理苏联的制度,中国的政治运动都概括在里面了。那么由斯大林指导,毛泽东周恩来主持的汉字简化运动(准备废汉字搞拼音化)是否也包括在这一理论和实践之中呢?周有光先生没有回答。但是现代科学已经给出了明确的答案。简化字对电脑中文处理毫无帮助。拼音或字型输入都与笔画简繁无关。简化字在书写上已没有优势。这里要介绍的是,简化也无助于汉字的认知。正当中国进行汉字简化的 1956年,美国心理学家米勒发表了关于认知心理学的组块chunk理论,很快得到了广泛的认可。组块理论帮助人类瞭解了识字的心理过程。据 2016年《中小学教学研究》杂志第六期介绍,组块理论不仅活跃在大学中学的课堂,现已进入江苏省某小学的语文教学实验。认知心理学发现,人的记忆分成短时记忆和长时记忆两个阶段。短时记忆若不予以巩固,就容易消失,但是如果短时记忆信息及时地储存进入长时记忆,就能在大脑中长期保存。笔画较多或者字母较多,就会有认知劣势。如果我们拿到一个号码,10100100010000一下子很难记住它。可是我们分析一下发现,它是由10100100010000 组成的,我们很快就把它记住了。这里的四个数字组就是我们在记忆这个号码时的记忆信息组块。又如,如果我们刚开始学习英语,radioactivity 这个单词就是十三个字母的一组排列。可是如果我们学习过一点初级英语以后,就会发现,这个单词是由radio-, -activ- 和 -ity 三个部分拼合起来的。radio- 是发射、放射,-activ- 是自动、主动,-ity 是表示某某性的词尾。三个有意义的部分,就组成了一个复合单词“放射性”。有了这样的记忆信息组块,我们就容易记住这个相当长的单词。我们的知识会帮助我们分析和认知信息中的元素,构成一个一个记忆信息组块,形成短时记忆,然后不断重复和加强,进一步存入长时记忆的记忆库中,我们的记忆就成功了。有趣的是,这些信息组块有很重要的特点。一般情况下,一次短时记忆中可以容纳7 ± 2 个组块。也就是说,一般都能记住五个以上,甚至七到九个组块。记忆组块经过学习和训练,一旦形成,它的里面含有多少内涵不再影响记忆,也就是说,radio- 或者 -ity 是用五个字母表达,还是用三个字母表达,对于记忆没有影响。英语有多种的词根,前缀、后缀,pro-, re-, ob-, -ous, -ty, -ly, ……它们虽然不一定含有准确的具体含义,但是作为记忆信息组块可以帮助我们的分析和认知。同理,定型的汉字偏旁部首也是直接的记忆信息组块。因为组块以内部件的多少不影响记忆,那么偏旁内减少笔画的简化字也就并不比原繁体字易认易学,道理就在这里。有规则的信息较多,反而有助于记忆。草书楷化字变成了独体字,缺了偏旁组块,反而不易认知也是这个道理。(参看北大出版社王甦、汪安圣《认知心理学》第五章)汉字跟西方文字类似,可以分解成偏旁部首,成为记忆过程中初级记忆的组块。组块心理编码的认知过程不仅大学生可以完成,小学生和外国人都可以完成。如果在教学和训练中利用组块优势,偏旁高频率地出现而被熟悉,笔画多的认知劣势就自动消失。同一个偏旁,其中的笔画多少就不再影响认知和记忆的过程,例如:风風、贝貝、车車、页頁,鱼魚……。简化字总表的第二表132和第三表1754字,共1886字,要么是减少其中笔画成字,要么以减少了笔画的偏旁合成。根据组块认知的分析,(笔画的增减在组块中不再影响记忆),这类“减少笔画” 在认知方面并不发生作用。1886个偏旁简化字约占全部2236个简化字的 82.9%,也就是说,近八成三的简化都是无效劳动。其余还有许多草书楷化字,(关击兰旧临书头贝车当东发冈归夹见尽来乐专……)因为失去了偏旁,变成了独体字,虽然省去若干笔画,却不得不单独记忆,(没有偏旁做组块凭籍),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反而减低了认知效率。简化造成的其他弊端,青少年不能接近古典文献,两岸三地一国两字,不仅没有减少汉字字数,反而多占了电脑汉字字库三千字以上;简繁转换成为中文处理的老大难,一国两字造成翻译出版、图书馆检索、商品广告的成本浪费……国内外和网上已有较多的批评,此不赘述。

一次国家行为,兴师动众数十亿人次,历时数十年(19561启动),其中的八成以上不发生效用,有的还有负面作用,这样的决策和举措不是失败是什么?

六、简化字对扫盲贡献甚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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